项怀诚的三部曲：收钱、分钱、赚钱

　　提起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你会想到什么？

　　他幼年时有数字恐惧症，但一堂课能写两篇作文，自己一篇，替同桌再写一篇。他有个名扬世界的表叔，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杨嘉墀，那是他最初的偶像。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研究俄汉机器翻译，成天对着一个有两三个房间那么大的家伙干瞪眼。他还差点去了云南一所大学当老师，因为当时爱人身怀六甲，才未成行。

　　项怀诚，从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最终走入“财神爷”的行列。而正是那些杂糅的因子，让他在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时，以思维缜密、决策果断、擅长谈判著称。在某种程度上，他和自己的表叔一样，早已享誉内外。

　　分税制改革之释疑者

　　那会儿，“大红人”项怀诚每天早上得穿过各省等着对账的人群，才能进入办公室。遇到中央点名“让项怀诚去解释”的情况，他得拎着公文包即刻启程。

　　项怀诚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形象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收钱、分钱和赚钱。与之对应的是他的三种身份：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财政部部长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各有难处。

　　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无论是方向性的宏观把握还是技术性探讨，项怀诚都站在风口浪尖。

　　从1980年至1990年间，高达9.5%的GDP平均增速没有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反而出现了这样一幅让人费解的现象：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项怀诚把矛头指向当时的税收体制，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多少增量。

　　事实上，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我国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不稳定的状态中。在1993年之前的40多年里，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稳定和规范，并且更应当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我们国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有可能造成地方对中央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中央将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时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项怀诚有自己的一套财政改革理论，在那个时期，他写出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一书，并与几位同志一起完成了被理论界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市场经济的著作――《中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

　　和预料的情况相似，1993年9月，轰轰烈烈的分税制改革拉开帷幕后，一些省份的质疑声四起。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和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为了说服这些省份拥护分税制改革，中央领导晓之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理”、动之以顾全大局向前看之“情”，可谓苦口婆心，四处奔走，有时是忍气吞声，或是软硬兼施。说服的基础是与每一个省份细算实行分税制税收对比的账。

　　项怀诚头一回感受到了自己是个“大红人”。每天早上，他得穿过各省等着对账的人群，才能进入办公室。遇到中央点名“让项怀诚去解释”的情况，他得拎着公文包即刻启程。

　　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槠基的率领下，改革小组用3个月的时间跑了13个省，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一家一家地算账。而项怀诚也证明了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见了数字和图表就绕道的少年，他用娴熟的业务知识、高超的谈判技巧和雄辩的口才，征服了那些质疑分税制改革方案的官员。

　　在谈到改革功过时，朱槠基曾肯定地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无疑是对当年每一位改革者的褒奖。

　　即便改革的过程异常艰辛，项怀诚也认为：“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了！有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全力支持，知足了。”

　　一场财政的“自我革命”

　　“改革很难，但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置于一个有雄厚财力作保障的基础之上，财政必须要改革，哪怕以我下台作代价。”

　　项怀诚“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既是历史的推动者，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常有他的身影。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当口，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并提出任上将要完成四件财政大事：财政总收入达到GDP的20%，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争取达到55%―60%；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一个公共财政框架；实行税费改革。

　　反观现实，当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为0.6%，接近于零，而在上一年，这一数值为21%.“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脚在汽车油门上使劲踩，车子就是上不去。”

　　与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至的是我国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处处喊苦、处处要钱，财政体制又面临着新一轮改革。这时，媒体笔下总是谈笑风生、乐观积极的项怀诚，开始了一段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的难忘经历。

　　“当时财政真没钱，我这个财政部长人穷志短啊！”回忆起那段经历，项怀诚发出这样的感慨，“有一次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向我要钱，我一点不给不行，只能做到给一点，在人家嘴巴上抹些糖，有点甜味，但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998年6月16日，项怀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财政宏观调控与启动经济增长》，提出我国应当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1998年8月，中央决定首次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像当年分税制改革一样，项怀诚作为这项政策的执行者，每年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说服工作。

　　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据国家统计局计算，自1998年以后的连续4年里，其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1.5、2.0、1.7、1.8.在全球经济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迅速走出瓶颈状态，并以每年7.7%的速度大幅增长。

　　在项怀诚上任之初计划做的四件财政大事中，税费改革无疑耗费了他很多精力。

　　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初，有人给项怀诚算了一笔账，“中央财政只要拿出80亿，全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就能干成。”不管账是怎么算的，这的确给了项怀诚很大的鼓舞。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槠基的一句话给项怀诚泼了一盆冷水，“老项，我给你200个亿，你能办成，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哪能拿出200亿！”项怀诚决定，先调研。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税费制度、征管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项怀诚广泛听取了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意见，制定了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后经中央政治局通过。

　　此刻，项怀诚想到了应对中央财政一下子拿不出大笔资金的对策――分批试点。2000年3月，农村税费改革首先在安徽试点。

　　试点成功后，中央财政“勒紧裤腰带”，一下拿出600个亿，补贴农村税费改革。

　　也是从1998年开始，财政部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财政支出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框架。

　　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都是在项怀诚的主持研究下建立起来的。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做法更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灰色收入、小金库、甚至化公为私的问题。在项怀诚任部长的短短几年里，我国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他出任部长时为9000多亿，离任时达到20000多亿，他计划内的四件财政大事也算交了差。

　　但成绩往往伴随着误解，项怀诚的改革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收回财政部很多灵活的财政分配权力，而财政部内部则有人认为在其他部门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财政部单兵独进走得太快，承受了过大的压力。

　　项怀诚感叹说，“其实，财政改革的方向是分配制度的规范化、制度化、公式化，真正剥夺的是财政部门的权力。改革很难，但如果要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置于一个有雄厚财力作保障的基础之上，财政必须要改革，哪怕以我下台作代价。”

　　会计“怀诚”

　　“诚信的‘诚’就是我项怀诚的‘诚’，可能注定了我这个‘会计门外汉’要来抓会计的诚信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却没有来得及培养足够多符合要求的会计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诚信保障。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公开表示，中国要建设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需要有30万合格的会计人员。

　　1998年，朱槠基将建立三所国家会计学院的任务布置给项怀诚，并告知他，“为国家会计学院选城市，最重要的标准是当地有可依托的高校会计师资力量。”

　　30万会计人，在项怀诚看来，不是一个指标，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诚信大环境的渴望。一场大力培养有诚信基本理念会计人员的工程开始启动。项怀诚成为这项工程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三所国家会计学院的建设都在他任上完成。

　　北京和上海因其地理优势以及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依托，先后筹建国家会计学院。最后一个国家会计学院的名额，让很多重视会计的省市坐不住了。当时国内希望在当地成立会计学院的城市并不少，东莞是其中之一，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为此事特意进京找到项怀诚，当面表态：“我把东莞最好的地段给你做会计学院。”因为当地没有可依托的高校，这位市委书记铩羽而归。

　　经过考察和比较，最终，第三所国家会计学院花落厦门。“当初东莞市委书记承诺办会计学院的那块地，如今已经是东莞最火的经济开发区。”项怀诚说。

　　三所国家会计学院从选址到建成，项怀诚分别去了十几次，大到征地事宜，小到卫生间水箱太深、浪费水资源的问题，项怀诚都一一过问。为了解决水箱问题，他给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出点子，“找点砖头或者空的可乐瓶子灌上水，塞在水箱里，占些空间，节约用水。”

　　尽管项怀诚为当时各省市对会计工作的重视感到欣慰，但也对会计人才的诚信现状感到担忧。

　　2001年，在新《会计法》实施一年后，项怀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会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检查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假账的问题。2003年，项怀诚主编了《会计职业道德》一书，用案例的方式阐述了我国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诚信品德与职业道德。

　　当时国家领导人对我国会计诚信的担忧还体现在注册会计师行业，朱槠基曾要求我国上市公司必须接受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不认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为上市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普华永道、德勤等五家国外会计师事务所被引入中国，当时中国政府给了这五家会计师事务所一个任务：为中国培养注册会计师人才，且明确要求其管理层逐步当地化。“这五家国外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是有启蒙作用的。”项怀诚这样评价。

　　由于当时国内注册会计师界对引入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有不同看法，项怀诚顶住压力，将当时我国驻世界银行执董李勇召回国内，主持这项工作。事实证明，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带动下，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发展起来，如今，做大、做强的势头已经可以与国外会计师事务所相提并论。

　　“财政不是简单的分钱的事情，把会计做好是基础。要提高会计在我国的地位，在财政部内部也同样要提高会计专业人员的地位。”因此，在项怀诚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和会计司司长先后被提任为部长助理。

　　转型精明投资人

　　从“社保基金拿了老百姓的养命钱去炒股”到“社保基金搞股市投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或许媒体报道的前后变化，是项怀诚“精明投资人”的最好证明。

　　与收钱、分钱相比，赚钱显然是一个难度更高的要求。

　　2003年，项怀诚出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这次，他又面临着与1993年、1998年相类似的复杂局面。

　　截至2002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规模为1240亿元，收益稳定。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速以及潜在兑付高峰的来临，社保基金面临着越来越迫切的保值增值压力。

　　而此时，他的心里是异常忐忑的。“我虽然不是学财政的，但做了40多年的财政工作，泡在染缸里这么久了，也会有颜色。这钱该不该给，该给多少，人家话还没完，我大体上就有数了。”可初到社保基金会，项怀诚找不着感觉了。

　　经营不善，赤字高筑是社保基金的世界性难题，在他面前似乎找不出一个可学习的榜样。他经常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思考、研究社保基金会整个机构该如何运作。他也不是没走过弯路，几次大的投资都引来非议。刚到社保基金会那几年，股市并不景气，大盘在1200点至1400点之间徘徊，项怀诚却大幅度增加股票投资的比例，大把买入中石化的股票，并且逆市增仓。

　　一时间，类似“社保基金拿了老百姓的养命钱去炒股”这样的报道漫天飞舞，项怀诚表面上从容应对，但心里却在暗自祈祷：“老项，你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别最后赔一票！”

　　到了2007年，项怀诚的祈祷应验了，股市迎来井喷，社保基金赚了1000多个亿，收益率达到49%，用他自己的话说，“钱来得太汹涌，挡都挡不住！”

　　顿时，类似“社保基金搞股市投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样的报道又扑面而来。

　　项怀诚后来把这次“咸鱼翻身”的原因解释为是老天眷顾他，给了他好运气。事实上，这是他在房间闷头沉思的成果。

　　他的“理论”是，社保基金会这样的资本运作单位，资金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资产的配置很重要。“第一部分是固定收益，肯定赚钱但收益不高，比例为3%―5%；第二部分资金放在资本市场，比例严格控制在30%之内，第三部分是另类增值，通常比例较低；第四部分是现金、等价物，原则是趋近于零。这个配置会根据行情不断调整。”

　　其中属资本市场的运作最为高明。他认为，哪怕股票跌了一半，赔的钱也会小于固定收益赚的钱，资产负债表上也是盈利的，而且即使股票赔了钱，但只要不卖掉，账面上就不会表现出来。“这叫浮亏，这招很鬼！”显然，此时的项怀诚少了分忐忑，多了分自信。

　　回头来看，社保基金在2004年至2006年的不断增仓是有计划的，在股市低迷之时，其增仓的幅度已经接近政策允许的上限，换个角度，这是项怀诚为社保基金可能实现的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