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成功推进，意义非凡。计划之初的优化税制结构、降低产业税负等主要目标，虽历经一些周折，但既定进度悉数完成。这得益于转型过程中，始终坚持由易到难、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行动策略。如今，一个具有全方位改革特征、兼顾各方实际利益、考虑经济社会可承受能力的税制转型，已稳步跨入收官阶段。回望过去四年，“营改增”绝不仅限于税制调整，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改革特征的经验，值得细细梳理。

我们给占税收收入比重第一位和第三位的税种“做了手术”。在有可比意义的统计口径下，2002年至今的13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依次位列我国税收收入比重的前三位，且排序从未变动。其中，增值税是中央财政的第一大税种，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第一大税种。纵然我们有千万个诸如深化税制改革、避免重复征税等掷地有声的理由，但在这个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国度，“动刀”政府主要税种，难度及风险可想而知。正因如此，从上海试点，到北京等10省市跟进，再到全国推广试行，地域上的铺开花了近两年。彼此之间的“干中学”，成为这项改革留下的经验之一。

第一次、正式地将“减税”而非“增支”，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自改革伊始，“营改增”便烙上了宏观调控的印记。做实减税降负、促进转型升级，是“营改增”的主要调控思路。与之对应，1998年和2008年，两次宏观调控的主线却都是大规模的直接公共投资。可以说，我们这次是在动用一种以往未曾触及、也不太熟悉的方式，间接调控经济运行。进一步看，减税规模大小，成为过去几年评估“营改增”成效是否显著的关键。因为这是真金白银。而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国特色大财政模式步入精细化调控阶段之后，有效率地激活经济已不再是“大水漫灌”——在哪些方面减税、减税多少、如何找准减税时机，方才是本次改革提供的最新经验。

企业和行业的反馈，很大程度决定了“营改增”的推进节奏及力度。在一个中央制国家里，全国性税制调整的难度不在于如何推广到各地，而在于如何纵向地深入到所涉企业和行业。“营改增”显然符合这一当初预判。从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起步，到后来的邮政服务业、电信业、建筑业，以及即将展开的金融业。每一步改革，都经过了充分征询利益相关方意见，测算税负变动规模，乃至博弈税率标准。看得出，此项兼顾满足公共财政支出需要和减轻企业、行业负担的改革，旨在实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宏观福利优化。这与新建或废除一个税种相比，难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经历了大范围科学研讨、多方广泛协调以及追踪式公开报道的“营改增”，体现出不同以往的开放与包容。

以主要税种改革，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与政府间财税关系调整。增值税的先进性，业已得到世界公认。问题是，如不能完善增值税链条，其税收中性特征将大大折扣，甚至会误导产业发展。步入中低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正面临再造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艰巨任务。为集成智力创新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打造适合其发展的税制环境，十分迫切。放置在此高度的“营改增”，直指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总目标。此外，政府间财税关系调整，一直困扰着新一轮财税改革。“营改增”将原属地方的营业税，变成了新的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税权调整很可能将借此启动。特别是在新预算法颁布实施之后，没有了主体税种营业税的地方税体系该走向何方，值得关注。或许，这一领域的改革大幕才刚刚被“营改增”掀开一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